放棄對“保6”的猶豫

2018年第四季度，中國經濟增速在10年內首次跌破6.5%。經濟學家和新聞界可能更關注這個“第一次”，但實際上，這個問題的觀察重點應該從2013年往后看，自2013年以后，2014年、2015年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一個很大的拐點，這個拐點呈現跳空下滑的態勢。跳空的缺口接近于1/3，經濟增速就像站在懸崖邊上，沒有止住腳步，一下子跳了下去，拉下了一個很大的空隙。

怎么去看呢？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，中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幾年都是雙位數，甚至一度高達13%，一些地方的經濟增長率就更高了。一下子回到8%以下，中間拉開的空檔是非常大的。因為經濟增速的萎縮和變小跟總量是有關系的，總量越大，意味著每一個百分點背后的產值越大，每下降一個百分點都有巨大的經濟損耗。

2019年真的是“保6”的問題，無論是統計的中期數據，還是最終結果，如果拿到的數據毫無疑問地證明了經濟增速低于6%的時候，基本一切都晚了。所以，現在的判斷就非常重要。

現在必須放棄兩個非常糟糕的猶豫：

一是，是不是真的到了“保6”的時候？保7%不可能嗎？保6.5%不行嗎？實際上，影響經濟增速的變量非常多，這些因素都會改變，當然不可能只說“保6”。去年年末，中美貿易糾紛實際上是生產活動的加速劑，沒有中美糾紛，企業還不會玩命搞生產、搶出口。但這是對未來經濟增速的一個不利因素。內外環境，所有的壓力都指向6%的經濟增長率。

二是，“保6”有那么嚴重嗎？實際上，“保6”的情況對中國來講真的很嚴重。首先是增長的缺口太大，對比以往的經濟增長率，現在完全攔腰一刀，這么大的缺口不好補，一定會有各種麻煩和問題暴露出來。

所以，2019年在“保6”問題上不能猶豫，不能再講究辭令，云山霧罩了。

怎么才能夠遏制住這種下滑呢？我個人認為，還是要相信改革的力量。因為要想遏制經濟增長率的下滑，必須提供有潛力的市場空間，讓大家有生意可做。如果沒有新市場空間，遏制經濟增速下滑就都是紙上談兵，是一些概念性的東西。

現在看來，改革的狀態并不完全跟企業界、商界所預期的那樣一致，就會出現等待和觀望的情緒，這些情緒和市場空間疊加在一起，就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。

為什么歐美國家2%很幸福

中國6%仍很痛苦？

放眼世界范圍，歐美國家的經濟增速往往在2%—3%之間，他們覺得經濟活力非常大。為什么中國降到7%的時候，大家就受不了了呢？

美國是個發達國家，我們一般說發達國家就是指的OECD（世界經合組織）里面的那些國家，他們都已經完成了轉型，從生產型社會轉化到了消費型社會。

OECD國家的GDP總量里，消費占了非常高的比例，消費的好壞直接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增長率。但是消費的話，大家今年日子過得跟去年一樣，就挺滿意，如果說今年的日子過得比去年還要更好2%-3%，甚至是4%，那絕對更好、更興旺，就是這樣的狀態。

但是生產型社會就不一樣了，中國和很多發展中的國家，都是屬于生產型社會，他們都是從過去的短缺經濟里面走出來的國家和市場。這種生產型社會的特點，大家從一個企業的角度去看，就會感覺非常深、非常清醒。

我們對利潤的追求會僅僅滿足于1%、2%嗎？不會，越高越好。企業、產業是這樣，一個國家也是這樣，所以就會出現對增長率的高追求。

問題和麻煩在哪里呢？生產型社會的高追求會結構化，就是說我們整個社會已經適應了這種生產的方式。企業家坐在那里籌劃，今年準備利潤要增長多少，要賣多少產品，每年都是這樣的。地方政府也會鼓勵企業，說你們今年的利潤能增長多少、能繳多少稅，關心的也都是這些問題，而且是越高越好。

國家層面也是這樣，你看發改委每年做的這些事情：鐵路要建幾千公里，公路要建多少公里，這些都會給經濟帶來很大幅度的增長率。這種高幅度增長率又跟人們的收入、政府的稅收、政府的政策取向緊密掛鉤，所以就成為一個結構化的狀態。

大家都已經適應了這種方式，就像一個人每天適應了吃三碗飯，這個時候給他說每天只能吃一碗，他就會覺得饑餓難耐，覺得跟平常不一樣了，自己還沒吃飽。跟現在的經濟，是一樣的情況。

所以，這種結構化的現象說明了中國適應了高增長的體制，一下子轉化成消費型社會，是很難適應的，需要一個相對比較長的轉型期和過渡期，才能穩健地實現轉型。

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強調的就是市場，供應端就是面向消費和市場的。所以，供給側改革的真正方向就是轉向市場和消費。這種想法跟社會轉型有緊密的關系，“十八大”“十九大”之后一直呼吁不要搞GDP主義，甚至統計局已經攬下了GDP統計，要求各地方就不要自己統計了。

擠掉水分，降低對GDP增長的關注，實際上這些政策取向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要推動中國社會能夠順利的轉型。但是現在來看，轉型期的時間太短了，可能有點兒過于急于求成，整個經濟體、企業、產業都還沒有時間和充分的資源去適應這種轉型，所以出現了很多的問題，構成了挑戰和壓力。

系統解決中國經濟問題

需要大規模刺激政策

要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發展問題，中央可以考慮以大力度財政發債的方式，系統性緩解債務問題及多種發展約束。我們大致估計，如果要比較“徹底”地解決問題，未來中國可能需要30萬億至50萬億的增債規模才會有效。

這就是大規模“放水”，特別指出的是，我們通過發債“放水”的方式，不同于金融領域的信貸擴張。金融領域的擴張政策，要么來自貨幣政策太寬松，要么來自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，二者都容易導致金融風險。而中央通過發行國債來“放水”，則依托于中國作為大國經濟的信用。

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，中國國家經濟的信用擴張，還有不少空間。具體做法上，發行長期國債可以成為重要的政策選項。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越大，“放水”政策出臺的可能性就越高。

提出“大放水”政策，絕不是為了解決金融緊縮，而是為了擴大中國的內部市場，也是為了擴大中國的消費。同時也為深化改革，或者扶貧等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的工作，創造更多的空間，提供更多資源。

在面臨外部貿易摩擦壓力時，通過一系列政策來擴張國內市場空間，才是正道。是否“大水漫灌”不是政策重點，重要的是擴大國內市場。

中美貿易戰，將會長期存在

坦率地說，中美貿易戰大致還要糾纏10年左右的時間，如果中國國情沒有改變的話。

現在的中國猶如過去的日本，美國經濟社會內部進程改變的非常緩慢，所以它就把勁兒往外使，中國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靶子，日本則還未能從“失去的10年”中真正掙脫出來。所以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中美貿易戰還會繼續下去，在特朗普總統之后，也會進行下去。

沒有什么真正好的解決方案，比的就是耐心、資源和彼此消長的態勢。對中國來說，真正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改革，過去說改革開放，很明顯，改革是向外的，外商滿意就好；今后的改革，應該是內向的，要改一些真正的領域，使之更加高效，老百姓滿意才好。

比如隨便一個一線城市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，經濟開發口子，每年得到資金有數百億甚至更高，養老和保障每年僅能得到10個億，差了10倍，這就是短板。要改就應該改這些，這是內向的改革。

至于中美貿易對抗，安邦咨詢（ANBOUND）認為，從歷史的角度要看五個關鍵點：

一是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有沒有改變？

二是技術進步有沒有突破？

三是世界貨幣的大格局有沒有改變？

四是意識形態與公民意識，也就是時代思潮，有沒有轉換和改變？

五是氣候、環境與資源有沒有改變。

如果五個關鍵點沒有轉折性的改變，那么貿易戰就還會長期打下去，短則七八年，長則十幾年。是否還會再長呢？我們認為也不太可能，因為通常一個歷史周期沒那么長，再長就會超過兩、三代人了，世界各國都沒有那么大的承受力。

如果在上述多個關鍵點上出現重大的轉折，將有可能迎來新的時代；如果沒有變化，當前的貿易沖突時代將會長期化。

基建拉動經濟的壓力，要釋放出去

自2008年4萬億投資開始，政府對基建拉動經濟的熱情十分高漲。高速鐵路就是那個時期建起來的，一方面，我們享受了非?，F代化的生活，同時鋼鐵、水泥、能源、煤炭等產業，又都因為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一個繁榮期。

這兩年基建熱情依然不減，但關鍵的是，這種方式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。一方面是不可能整天建鐵路，總是有限度的；另一方面，鋼鐵、水泥等都需要礦石，對自然環境是一種侵入式介入，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。

最主要的是，長期的基建確實帶動了就業，但是經濟主導權跑到了國家手里，基建項目一旦停下來，對市場經濟的打擊會更大，會陷入惡性循環。

從產業的角度看，無論公路還是鐵路，基建項目都是一種物質化的債務，沒有一條鐵路或者高速公路可以在短時期之內收回成本，差不多都要有二、三十年甚至更長的債期。通過借款方式從事基建，只不過把賬面上的債務，變成了鋼筋、水泥的形式。

這種形態的建設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方式，會造成大量的產能過剩。在歷史上，這樣做的國家有很多例子，都是作為經濟增長危機關頭的緊急刺激措施，而并非是常態下的做法。

就像德國在上世紀30年代，為走出困境，解決社會的動蕩，也大規模地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，甚至一度達到了0失業率。位于美國加州的雄偉的胡佛水壩，也是在那個時期建立起來的，還有一些很大的新城市建設，比如說拉斯維加斯，當時也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，建了一個很大的城市，但是建完之后不知道該干什么，就搞賭博了，就有了今天的賭城之稱。

所有這些東西都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，都有非常強的后遺癥，所有這些東西都意味著大量的資本釋放。其實各種各樣的危機本身就是和資本有關系，都是資本推動和造成的，但是為了解決資本造成的問題，就釋放了更大量的資本，來解決這個問題。這種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和持久的。

一些極端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，始終主張釋放更多的貨幣，拼命往下砸，甚至有人說開直升飛機從天上往下撒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還好經濟學家并不過多地直接參與政策決定，更多地是做事后評論，否則一些決策后果不堪設想。

其實對政府、企業界而言，更關注的就是提前知道趨勢，知道產業、政策、經濟環境的未來走向，才能夠規避風險。

從趨勢的角度來看，依然是有很大問題的。在上個世紀中葉出現的這些問題，最后的解決方案是戰爭，通過戰爭摧毀了大量的資本，然后重新投放資本，再去做，因為戰爭的耗費是非常高、非常大的。

《21世紀資本論》里面提出來的方法是——全球稅，無非就是錢多，大家把錢拿出來，由發達國家去支援發展中國家、貧困國家。我的想法跟這個差不多，但不是通過稅收，而是通過制度和組織的改進，通過政府手段，來分配過剩資本和財富。

總之，你得想個比戰爭這種可怕的辦法更和平、更溫和的手段，來把過剩的資本消耗掉。就是把錢花掉，錢多也不是好事，沒錢的時候希望有錢，錢多的花不掉的時候，也是苦惱萬分地。

比減稅更重要的，是市場空間

社會關注的降成本和減稅問題，如果能做，當然可以，但從當前經濟和財政情況看，空間可能不大。而且，普遍減稅也沒有意義。

最開始時候，在特朗普推動下，美國減稅，一些西方國家減稅。中國很多經濟學者都畢業于西方，一看到自己學有所成的地方都開始減稅了，就想咱們是不是也應該減稅？就提出了一些建議和想法，這些建議和想法與國內民粹的思潮結合在一起，對政府就構成了很大的壓力，推動了政策走向了減稅。

互聯網上的東西，很多都是魚龍混雜的，什么樣的人都有，理性的、非理性的，利益的相關方、利益的客觀立場等都非常復雜，所以過于看重互聯網的影響力，可能是一個問題。

減稅的問題也是這樣，這個事情的背景沒那么簡單，很多在西方國家有效的做法落地到中國來未必有效，而且中國社會有一些獨特的東西，需要政府財政給予一定的支持，換句話說，中國社會對財政有依賴性。

減稅，政府就一定要過緊日子，一旦過緊日子之后，就要考慮三個穩定的問題：1、政治穩定；2、社會穩定；3、干部穩定。

這三個穩定關系到的層面和群體是中國社會最關鍵、最核心的部分。如果這三個點出問題了，那么中國社會很可能出現根基上的動搖，這是一個大事。

所以，過緊日子絕對不僅僅是號召那么簡單的事情，絕對不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。如果說真的過緊日子，財政有的地方已經提出了削減40%，有的削減30%，削減量都非常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緊日子究竟能過多長時間呢？我覺得這是大成問題的。

除了稅費，最重要的是減社會總成本，包括房地產、體制障礙、政府行政等多個方面。只有這方面穩了，才能穩定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速度，也能與消費提速的政策相統一。

政府不能跟著輿論走，“輿論制勝論”是要不得的，政府部門一定要冷靜，還要有自己的定力和主張。減稅就是這樣，輿論很熱鬧，但恐怕除了金融以及少數行業之外，減稅對經濟的刺激作用，不如想象的那樣大。政府部門要真下力氣，把現實經濟環境中的重點成本組成摸清楚才好。

安邦和我這幾年一直堅持一個觀點，就像每個善于過日子的家庭主婦都會告訴你同樣的道理，有兩個辦法，一個是開源，一個是節流。節流就是減稅，節流壓力大，那開源有沒有辦法呢？我們認為是有辦法的。就是要擴大中國的市場空間，要意識到市場的空間對中國未來發展發揮著絕對性的作用。

市場空間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，它是跟地緣政治、地緣戰略相關聯的，在中國熟悉、懂的人非常少。懂地緣的人，一般往國際關系方向靠，什么大國關系之類的，流于評論了，很多都是靠瞎猜。懂經濟的又不懂地緣，對歷史文明的進步，地緣空間等了解的非常少，舉出一些經典學說，動不動就是亞當斯密、凱恩斯這些基本的東西。這樣就很難跳出一種范式和固定的框架，在更大的范疇里面，在系統框架里尋找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。

地方政府今后“不得不謀發展”

以緩解債務問題

地方債現在正在成為命門，招致清理整頓的極大火力，不但中央政府，就是金融機構也是緊盯著這一部分，眾說紛紜之際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地方債的實際內情？或是在數字之外，了解中國地方債的形成機制？

這些問題涉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矛盾，涉及到遠期與近期的矛盾，涉及到發展與穩定的矛盾。分稅制決定了中央和地方是分灶吃飯的，中央的事情，無論大事小事，處理轉移支付之外，實際都可算是舉國之力的大事。

如果這些“舉國之力的大事”越來越多，財權無法下移，資源無法下移，那坦率地說，基層地方政府將會愈發困難，而且地方債的狀況很難改變，只會越來越嚴重。如果說過去“發展是硬道理”，那么地方政府今后是“不得不謀發展”，因為發展還有一線生機，債務還有可能緩解；不發展，債務就成了死結，只會愈發嚴重，這些機制造成的矛盾和問題都不是金融清理整頓所能解決的。

至于解決辦法，其實還是我們那句講了 10 年的老話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速度問題，做什么都不能操之過急，尤其是在矛盾突出的時候，更是要穩健，時間可以解決許多的問題。

中國的產業，可以瞄準這些地方

這些問題不是一兩年的問題，安邦做了很多研究。上一個世紀30年代，德國被迫尋找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，我們把它看做一個歷史模型，而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。

當年為什么同時也出現了美國對德國的封鎖？我們現在也碰到了同樣的問題。今天，中國正做出堅韌不拔的努力，希望與美國取得一定的諒解，能夠讓中美貿易戰停歇下來，這對企業家、中國商界有巨大的好處。中國商界沒有任何道理不支持這些方面的努力，因為一旦努力失敗，結果就相當不容樂觀了。

市場空間究竟該在什么方向上拓展呢？這個爭議非常大。從中國產能釋放、資本的角度考慮，我們認為就是應該瞄準貧困地方和國家，那些年收入只有300美金的地區，比如說阿富汗、印度的貧困地區、孟加拉等，才需要一些消費級的產品。

而中國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級產品生產國，現在的企業家，做生意最困難的是什么樣的？還不是那種水泥、鋼鐵企業，他們主要是面臨去產能的問題。更揭不開鍋的是生產鍋碗瓢盆這些消費品的企業，面臨激烈的競爭，利潤空間非常狹窄，甚至已經沒有利潤空間了，就說明產能過剩了。

如果我們把這些產業，放在急需的貧困國家去，一定會大受歡迎。這樣的話，民營企業和過量的資本才能得到釋放，相對來說能夠熨平資本高峰，回避資本過于浮爛所造成的各種風險。

另外一條思路是瞄準有錢的方向。認為到了那些地方有錢賺，這樣就盯住了海洋貿易這條線，因為海洋貿易周邊自然都是歐洲、美國等發達國家，當年開辟大洋航線目的就是這個。但因為涉及到一些競爭因素，一些有錢國家、發達國家針借此大規模反擊中國，對中國施加壓力。這個問題涉及很深，先不談了。

未來世界競爭，是市場空間的爭奪

未來，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焦點，漸漸集中于世界市場空間的爭奪，這是定位未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和重點。市場是空間，空間就會影響地緣關系。未來“市場之戰”一旦發生，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，各國政策將會出現何種變化？可預測的情景如下：

一是世界市場因為“市場之戰”的壓力，逆全球化的盛行，而會出現破碎化。世界性的大型市場空間，整體的市場空間，可能碎裂成為區域的或是相對獨立的市場空間。這也就是說，既然全球化無法繼續，那么全球化沿著碎裂的方向逆行，漸漸可能為區域化所代替。如英國的脫歐，即為一顯例。

二是小國全面依附于大空間市場。小國唯有抱團取暖，讓渡一部分國家利益，才能獲得自己的生存空間，因此小國失去話語權是必然的。在世界大多數有些經濟基礎的地區，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，除了少數政治極端穩定、倔強，而且不怕窮的國家之外，如朝鮮。所以，TPP 這樣的區域組織依然會有存在的價值，它作為替代性生存空間的價值將會被發現，這將會吸引若干小國以及察覺到危險的大國加入。

三是市場空間的參與者讓渡部分國家利益。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歐盟和拉美，歐盟因為歐元的存在，實際參與國家已經讓渡了貨幣主權，而拉美國家，因為地區市場的原因，也必須緊緊依靠美國市場，為此他們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，也愿意付出一定的國家利益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因為利益而曾經反對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國家，卻可能因此要付出更高的代價。

四是世界“市場之戰”的壓力，以及逆全球化的背道而馳，快馬加鞭，造成全球市場空間的瓦解，新的經濟空間聚合只能是小型的、不穩定的。而劃分這種小型的、區域的市場空間手段非常多元，包括意識形態、技術壁壘、環境壁壘、商品壁壘、軍事威懾和政治聯盟等等。世界各國被迫在壓力面前紛紛選擇性站隊，以策自身安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最為困難的是原有在全球化方面比較激進的國家，他們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排斥在外，會有四面楚歌之感。

五是均衡更加困難，更加難以實現。破碎的市場空間，切割了全球原有的產業關系、資本關系和資源關系，迫使更多的國家走向“自力更生”，以消耗國內資源為主，這將使得均衡更加難以實現，經濟危機必然時隱時現，四處發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