亞洲周刊專訪胡泳：關于媒體人創業，一切都在未知之中

鄒思聰

傳統媒體人創業做新媒體，很多時候不見得真的需要內容的精英化，必須得服務于你的用戶，必須學會如何做產品經理，而產品經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，因為是用戶決定。而優秀的媒體人，多少都會有一些精英情結，所以對這種精英主義，可能會形成一個挑戰

亞洲周刊：您覺得現在的大陸媒體人，比如南周的鄧科出來創辦的智谷趨勢，鳳凰周刊的黃章晉創辦的大象公會，這些新媒體和原來他們所在的媒體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？

胡泳：當然區別很大，原來是機構性的媒體，這邊是屬于自己做的自媒體，這樣的區別非常明顯。

亞洲周刊：對，但其實他們也同樣在一個國家，面臨的是類似的管制，面對管制，新媒體就能夠找到一個好的解決辦法嗎？

胡泳：大環境當然具有一致性，但畢竟，在機構工作時，機構還有一層管理，你現在至少是機構的管理去除了，那么從管理方式上，原來媒體機構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體系，和現在新媒體、自媒體的管理體系，也是不一樣的——不管是力度，還是方式方法，后者的空間肯定是更大的。

亞洲周刊：那在這樣的不同下，您如何評價從2013年底以來，媒體人爭先恐后出來創業的現象呢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？

胡泳：這是一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，肯定一個原因是，傳統媒體受到新媒體的挑戰以后，總體來講，是走下坡路的。然后，也有個人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，覺得在傳統媒體里，沒有辦法施展，而新媒體存在一定的機會和實驗的可能性。

然后，因為商業模式不一樣，有可能在創業的情況下，會獲得投資，于是獲得一個和傳統媒體不一樣的增長空間。我覺得是多重因素，甚至也包括個人的特殊的因素。

亞洲周刊：您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嗎？

胡泳：我覺得不必太擔憂這種現象吧，看上去確實是很多很成熟的媒體人，很有成就的媒體人，都在做這樣的事情，但是我覺得說，媒體這一塊會永遠吸引一些有使命感、有抱負感，想對社會做向上的改善的嘗試的人，這種人會永遠存在的，所以不用太擔心會有一個類似人才流失的現象。因為我覺得這方面的人會層出不窮地出現，很多時候，我覺得不是因為人出現不了，而是因為環境的各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。其實只要環境變好，還是有很多人愿意從事新聞業。

亞洲周刊：現在的大陸新聞的管制環境，從2013年以來，我們的觀察是逐漸不太好了，這種環境的惡化不會造成人才流失嗎？

胡泳：當然，大家出來的很大一個原因就是環境不太好，比如說，有的人就是有志于做調查報道，但是你又做不了，那你就不如去做點別的事情吧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，調查報道這一年受到了很大的影響，因為這樣一些新聞報道，需要一個很好的新聞環境。當然，另一些新聞類型，對于環境的敏感性沒那么高，所以就受到的影響就不多。

而在調查報道這一類型上，我們可能不說人才流失，但至少，可能會出現一個人才斷檔。比如說很多人做了很多年調查記者，他們的經驗都在這個地方，但是他們又不可能把這個經驗進一步運用，或者傳授。而新的人成長則需要一定的時間，所以調查報道的人才，斷檔應該是存在的。

亞洲周刊：現在這一批出來創業的很多以前是資深記者，他們出來創業的優勢和劣勢在哪里呢？

胡泳：做新聞的人，對于中國發展走勢的可能性，我覺得他們有一流的嗅覺，就是他們知道，社會的脈搏在哪里。另外，新聞記者這一行，多少能積攢各種人脈關系，所以我覺得，他們創業不會是零起步，還是會建立在之前的工作之上。

不利的地方，我認為，做新媒體，很多時候不見得真的需要內容的精英化，很多時候你必須得服務于你的用戶，很多時候媒體人必須學會如何做產品經理，而產品經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，因為是用戶決定嘛。而優秀的媒體人，多少都會有一些精英情結，所以就是對他的精英主義，可能會形成一個挑戰吧。

如果他是找一幫人創業的話，肯定跟純粹的做媒體還是有比較大的差別。因為創業意味著就是，比如說，如何打造一個團隊，然后又能在一定的時間壓力下把產品開發出來，又得跟投資人打交道，我覺得這從原來的工作來講，這肯定是他們的短板，畢竟原來的工作，很多都跟創業沒有關系。但是，這些出來的媒體人，他們都不是毛頭小子了，他們在創業的時候，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么，在一個成熟的心態之下，同時又有重新來過的創業熱情，我覺得也很可能彌補前面所說的那些短板。

亞洲周刊：黃章晉的大象公會、鄧科的智谷趨勢，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內容生產商，但是從那次新媒體會議上來看，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商業變現的方式，您覺得這種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？如何解決呢？

胡泳：他們各自的模式其實不太一樣。大象公會實際上，還是喜歡比較長的文章，比較認真閱讀的讀者，才會去讀他們的東西。它是碎片化閱讀的反向發展，黃章晉可能堅定地認為，在這個時代還會有一些人，真的會要讀這樣高質量的文章。但如果單純從讀文章的角度來講，他的盈利前景，是比較渺茫的。但他可能會通過做這樣的影響和口碑，把盈利點放在別的地方，不見得來自于它的文章。

那智谷趨勢，實際上它是想做智庫。實際上，作為智庫，它就不是面向普通用戶，而是面向一些大的機構。那它的問題就是，提供的產品是不是足夠好？這和大象公會不一樣，它更多地還是說，你的機構客戶要什么東西，你能夠提供什么樣的獨特的東西，而其他類似的智庫不能提供？

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方向不太一樣，很難說，他們就不行，因為他們還在做各種實驗。

亞洲周刊：現在是否有一個比較成熟和可行的新媒體商業變現方式呢？

胡泳：看你怎么定義新媒體，因為新媒體的定義是很寬泛的。你要說自媒體，其實我們以前早就說，成功的自媒體人早就有了，郭德綱、周立波，包括鄭淵潔都是很成功的自媒體人。如果拋開所謂的互聯網光環的話，他們就是自己生產內容，然后這些內容有高度的用戶粘性，像鄭淵潔一個人寫一本童話雜志，讀者那么多，然后他自己活得很好。

所以，在這個意義上來說，你要是真的有只有你自己能做、做得極為出色的東西，內容供應商還是可以成功的。有的人可能不是內容供應商了，內容只是他的噱頭。

亞洲周刊：那些不是屬于內容供應商的新媒體，現在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變現方式呢？

胡泳：有的新媒體在做自己的電商平臺，它可能不是那種大型的包羅萬象的電商平臺，但假如充分開發自己的用戶潛能的話，這條路也未嘗不是走不通的。

實際上商業變現，這個取決于你用什么東西來衡量。如果說你就是養一個自媒體，通過廣告的方式實際上是很容易的，并不見得有多難。但是如果你不滿足于這一點，你想擴大，就不再是自媒體了，你就可能是一個營銷機構，你可能像徐達內一樣，是一個排榜機構，那你的盈利模式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亞洲周刊：比如說，黃章晉的大象公會，按他自己的說法，還是一個撕錢的過程，而他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媒體，而是一個機構，團隊。但是他可能面臨的就是無法變現的問題，如果大象公會的資金用完以后，您能設想一個更好的盈利方式嗎？

胡泳：所以他還在開發其他的產品啊，實際上，創業是這個樣子的，你開始想做什么，和你最后做成了什么，實際上是差別很大的。開始你可能只是想抱著一個東西來做，但是你真正創業以后，你可能會碰壁，可能會找到新的模式，這個東西實際上是千變萬化，因人而異的。

大象公會可能會存在，可能只是作為一個品牌的號召力而存在，他可能會開發出其他東西，然后來養大象公會，這也沒什么不可以。比如很多做紀錄片的人，他用畫畫來養活自己，這沒有一定之規，也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物化。

亞洲周刊：最后一個問題是，在互聯網時代，嚴肅內容是不是不可能具備賺錢的能力呢？

胡泳：不一定。實際上，用戶會愈來愈分化，那在分化的過程當中，有可能憑借高質量的內容來賺錢，現在只是各方面的分化還不能達到那個程度，或者說，商業模式還沒有達到這種成熟的地步。在西方，像《紐約客》這種老牌雜志，在今天也還做得不錯。所以，不要用現在的東西，來預測太長時間的事兒。比如在過去做手機視頻，有人說不要做長的手機視頻，只能做幾十秒，因為長了沒人看的。但實際上，隨著手機的普及，技術的改變，用戶在手機上已經開始看很長的視頻了。

所以，沒有一定之規，很多現象都是暫時的，隨著技術的發展、用戶的分化，還會出現很多新東西。